王衡 | 复合型民主观：中国政治发展的民意基础——兼谈转型中国与青年学者的理论创新【第二届青创奖获奖作者发言特辑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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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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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民主观：中国政治发展的民意基础

——兼谈转型中国与青年学者的理论创新

王衡 |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王衡，二等奖《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一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法学学士（2010），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硕士（2012），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2016），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研究领域为民主理论、政治文化。

很荣幸拙文《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探索与争鸣》举办的“聚焦中国转型”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比赛中获奖。由于当天要给本科生上课，我非常遗憾未能赴上海参加论坛。借公众号推送“获奖感言”的机会，我简要介绍拙文的思路与观点，顺便谈谈我对“转型中国”与“理论创新”的浅见。

一、选题

虽然文章题目听起来挺“文艺”，其实探讨的是严肃的政治学问题。如副标题“转型期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类型及其成因”所示，文章试图从“类型学”和“发生学”的意义上厘清两个问题：一，转型期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类型特征究竟是什么？二，为什么中国人会形成这种民主观念？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在于多年来政治学专业的学习，让我日益感觉到澄清民主观念的重要性。当今世界，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民主都获得了相当强势的观念宰制力和话语垄断地位，几乎成为了universal religion。然而吊诡的是，在人人谈论民主、推崇民主、赞誉民主、渴求民主的同时，大家关于民主本身的定义却充满着争议与分歧。据澳大利亚一个研究团队的统计，目前“带修饰词的民主”多达507种，显然，民主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语言学意义上的指代功能，如罗伯特·达尔所言，“与其说民主是一个具有严格而特定意义的术语，不如说是对一个流行概念含混不清的确认”。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与琳琅满目的民主理论相对应，公众对民主的认知、理解和诉求也大相径庭，不仅在宏观层面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而且在微观层面上也呈现出基于个体年龄、阶层、城乡、教育水平的异质性。毫不夸张地说，“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已经构成了民主研究的“巴别塔”问题，倘若不对公众民主观念进行精准的“锚定”，那么与之相关的民主评价、民主支持、民主满意度等一系列概念都会出现理论歧义和测量偏差。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民主观念研究的现实意义更加明显。人民民主被誉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更加广泛、充分和健全的人民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探索符合国情、顺应民意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当然离不开对公众民主观念的准确把握。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厘清转型期中国公众民主观念的类型与分布特征，并探索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可资参照的观念坐标、心理坐标和文化坐标。

二、发现

要大而化之地谈十四亿中国人的民主观念，这样的选题显然很容易被诟病为“太大”。不过我坚信，只要能够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四两拨千斤”的研究是可能的。在实证研究路径的指引下，我很快锁定了定量研究方法，即利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第三波中国大陆地区3473位受访者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这项开展于2011年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设计了四道题目询问受访者对“民主最本质特征”的看法，其中每道题目均包含四个选项，分别代表社会平等维度（比如“不断缩小的贫富差距”）、优良治理维度（比如“政府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规范与程序维度（比如“公开选举政府领导人”）、自由与权利维度（比如“人们自由组织政治团体”）。朱云汉曾利用该数据撰文指出，中国人的民主观呈现出“重实质、轻程序”的特征，在分布上表现为“社会平等>优良治理>规范与程序>自由与权利”。这种“中国人秉持实质型民主观”的观点在Andrew Nathan、史天健、吕杰、张明澍等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证明或支持。

然而，当我利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四道题目进行重新分析以后，却得到了与上述学者不一样的发现和解读：（1）、占据主导地位的民主观念不是“实质型”（27%）而是“在实质与程序之间”的“复合型”（55%）；（2）、公众对竞争性选举、政治自由、政治权利等“程序”维度的民主诉求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通过与社会平等、治理绩效等“实质”维度的民主诉求复合的方式呈现；（3）、在复合型民主观内部，“偏实质取向”的比例高于“偏程序取向”的比例。总而言之，当代中国人对民主内容的理解是多维的、高度复杂化的，“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疆界并非泾渭分明、判若鸿沟，而是参差交错、相伴相生，呈现出复合的形态。

复合型民主观的实践寓意和政策启示在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建设应该立足民意，协调推进民主的“程序”内容与“实质”内容，二者不可偏废。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满足公众“程序”维度的民主诉求，比如自由、法治、公民权利、竞争性选举等；另一方面，要以优良的治理绩效回应“实质”维度的民主诉求，比如平等、公正、经济增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采取统筹兼顾的战略实现民主目标之间的平衡发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整合。

在完成上述类型学划分之后，文章接着以民主观念的类型为因变量，构建了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以解释复合型民主观念的成因。分析结果表明，现代化理论强调的“理性增量”与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的“文化存量”对转型期中国公众复合型民主观念的形成均具有一定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因素和文化因素作为结构性变量，最终都要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这一中观机制对个体产生影响。“在理性与文化之间”、“在嬗递与传承之间”的复合型民主观念典型地反映了转型期中国政治文化既存结构和发展结构、历时性结构和共时性结构的共存状态。

总之，复合型民主观构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民意基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主无疑是政治发展值得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究竟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理论或理想，还是为了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诉求？中国人需要以理性、审慎、负责的态度给出自己的答案。

三、余论

 以上是对文章基本思路和核心观点的介绍。鉴于本次“青年理论创新征文”的主题是“聚焦中国转型”，我想谈谈对转型中国与青年学者理论创新的感想。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转型中国”？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一度考虑过放弃对“转型”一词的使用，而换成“当代”。因为无论是经济学的“市场化转型”还是政治学的“民主化转型”，“转型”本质上都属于现代化范式下的理论视角和范畴，表面上强调从传统到现代的定向变迁，实际上所谓现代化与西方化总是纠缠不清。这是既有的社会科学国际格局所决定的。因此，如果使用“转型中国”这个概念，我们就必须说清楚中国究竟要“转向哪里”。是翻版的美国、欧洲、日本或者新加坡？是回归“传统中国”？还是一种新的可能？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已经察觉到当下的中国暗藏着历史的隐喻和未来的蓝图，我们也坚信中国终将跨越这段“转型期”，但目前只能非常无奈地用“转型中国”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描述当下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转型中国”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在这个概念背后蕴藏着无比巨大的理论创新机会：历史绵亘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全方位调试、摸索和变革的阶段，在变革过程中许多制度还没有成熟和定型，许多理论还没有清晰地总结和提炼，这些都有待我们学者尤其是思想新锐、敢为人先的青年学者去“探索与争鸣”。诚如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所说，“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当我们当我们不必使用“转型”，而是能够提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理论，用以描述和解释“转型中国”的各种现象时，所谓“中国转型”才可能真正宣告完成。

第二个问题，如何做到理论创新？我的体会是要在选题、身份和方法上具备高度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首先是选题自觉，关注“转型中国”的“反常识现象”，勇于挑战旧理论、敢于回答大问题；其次是身份自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明确“我是谁”、知道“为了谁”、了解“还有谁”，深刻理解中国介于“普世”与“特殊”之间的典型性，避免成为“西方中心论”的学舌鹦鹉或“中国特殊论”的井底之蛙；最后还要有方法自觉，用科学的、严谨的、能够与主流理论进行对话的方法，让中国经验“说得通”、让中国故事“听得懂”。当然，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青年学者难免出现错误，因此更需要得到包容、鼓励和支持。在这一点上，《探索与争鸣》让我们倍感鼓舞，无论两届征文比赛对青年学者的大力扶持，还是日常用稿中的“英雄不问出处”，这本期刊不仅是新锐学术观点的孵化器，而且通过学术资源的整合，为青年学者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我欣然地看到，在《探索与争鸣》的作者群当中，一个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

最后，我想以导师杨光斌教授经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与广大有志于理论创新的青年学者同仁共勉：

“站在主流反主流，并成为主流！”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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